被遗忘的审判：纽伦堡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纽伦堡审判共判处24名纳粹头目犯有战争罪，其中11名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被判处极刑，其他13人则被判处有期徒刑或不受惩罚。上述结果是由一起主持审判的同盟国法官们共同做出的。不过，虽然纽伦堡已成为审判纳粹、侵略和罪行的正义象征，但实际上，这只是欧洲盟军组织的众多战争罪行审判活动中的一个小高潮而已，并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945年4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接近尾声，一支英国部队开进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队伍中一位负责救援工作的高级军医官告诉《》的记者说，那是“最最可怕的地方”：的妇女尸体被堆成了一堵“60到80码长，30码宽，4英尺高”的墙；尸体上有啃食的迹象，因为囚犯们因饥饿而陷入了绝望；斑疹伤寒很普遍，数千人已经死亡，且仍有人不断死去。稍稍令人宽心的是，看管集中营的头目、党卫军军官约瑟夫·克莱默已经落网，并立即被作为战争罪犯而关押起来。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无数德国人，他们均被认为与纳粹集中营的建立、酷刑、虐待和屠杀有关，并在整个欧洲犯下了难以想象的无数战争罪行。随着贝尔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达豪等集中营的可怕场景被报纸和宣传册公诸于众，民众开始激烈地呼吁同盟国政府主持正义，对纳粹魔头们进行审判。

上图：党卫军军官约瑟夫·克莱默，看管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头目。他于1945年12月13日被同盟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送上了绞刑架。

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纽伦堡”这个名字逐渐成了清算战争罪行的伟大正义事业的象征——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间，同盟国在这座城市成立的军事法庭对24名纳粹顶级头目进行了审判，指控他们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但像约瑟夫·克莱默这类的小喽啰还不够上纽伦堡接受审判的资格，他这类屠杀、迫害和虐待了数百万人的家伙是在欧洲大陆上数百个次级军事法庭中受审的。

尽管从1939年开始，关于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大屠杀和诸多惨状就在欧洲各地流传，但对这些暴行的收集、记录和审判工作在战争初期一直进展缓慢，这不难理解：要想清算纳粹，必须先打赢战争。只有当战争胜利的曙光闪现时，同盟国领导人才有精力考虑战后审判的问题。

1943年，几个主要的同盟国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美、英、苏三国宣布纳粹必须接受审判。会上还提出了这样的宣言：“让那些迄今为止手上尚未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人小心，以免加入那些罪人的行列中；我们三大盟国在此明确宣布：不管那些战争罪犯跑到哪里，都要把他们抓捕归案，并让他们接受正义的审判。”这就为盟军的审判计划奠定了基调，即审判的目的是让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不仅是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被逮捕并追究他们的罪行，但也会区别对待：重要的纳粹头目将由几大同盟国共同处理，其余的将在各盟军占领区和他们犯下暴行的国家接受审判。

直到二战的最后几个月，这一工作才开始走上正轨。此时，几个主要的同盟国之间又爆发了争论：有些人（特别是英国人）主张简化审判程序；苏联人希望在正式审判前对犯人“羞辱一番”；美国人认为应该采取一种适当考虑法律公正的、有计划的刑事审判制度。最终，美国人的声音占了上风，美国最高法院官罗伯特·杰克逊也被任命为审判工作的首席负责人。

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是空前的：从解放的集中营中发回的可怕报告提醒审判者，那些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数目巨大。在欧洲，共发现了将近1000个不同规模的集中营，成千上万的党卫军看守、盖世太保和秘密组织成员直接或间接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虐待，战场上的德军官兵也对各国公民和盟军人员犯有无数暴行。要想根据正常的刑事审判严格程度对所有人进行追捕、调查和起诉是很困难的。

上图：美国纽伦堡审判工作首席负责人罗伯特·杰克逊官。1945年，杜鲁门总统正式授命杰克逊接手起诉纳粹战犯的工作。

1945年5月，同盟国确认了将纳粹头目与其他小喽啰分开起诉的计划。杰克逊负责“重大罪犯案件”，如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及其他臭名昭著的纳粹头目；其他的“次要战犯”将在盟军各自的占领区内接受审判，如驻扎在莱茵兰地区的英国军队将在德国西北部追捕所有的涉嫌战犯，然后予以审判。

明确了任务之后，同盟国纷纷派出高级法律人士参加杰克逊主导的纽伦堡审判工作。准备工作在伦敦进行，因为英国在协调盟军的审判工作方面至关重要。为收集证据并组织对现有被关押的主要纳粹分子的起诉，同盟国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比之下，在对各类疑似罪行“轻微”的德国战犯的调查和起诉方面，工作则开展得不那么理想——到1945年4月，盟军战争办公室只派出了一小部分律师和口译员，这些人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例如，里奥·吉恩中校（此人战前是一名律师）被指派调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罪行，其手下只有几位调查人员随行，但却要获得该集中营数千名营养不良和伤寒流感幸存者的证词，以确认约瑟夫·克莱默和数十名被捕的党卫军看守和为纳粹工作过的囚犯的罪行。然而，吉恩很快便发现，克莱默（以及其他许多守卫和囚犯）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杀害数十万犹太人，案件的性质顿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要审判战争犯罪行为，更要准备一套针对整个种族行的审判。于是吉恩打报告说，如果要完成这项任务，起码要将他手头上的人增加20倍，不过上级对此反应寥寥。最终，在集中营解放4个月后，约瑟夫·克莱默和44名其他被告于1945年9月在古城吕内堡接受了审判。

上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头目、党卫军军官约瑟夫·克莱默（左）和集中营医生弗里茨·克莱因（右）于1945年9月在吕内堡接受审判时的情景。

在经历了6个星期的冗长审判，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后，判决最终下达，包括克莱默在内的11名被告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许多曾长期服役的集中营看守都被无罪释放。苏联人对这一结果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审判未能让某些纳粹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人手不够导致的恶果。一些英国人也表达了异议，不过他们是觉得审判时间过长，过于追究法律细节，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所有其他案件，那么恐怕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全审完。

1945年10月，也就是针对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审判结束前不久，新任英国总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在工党赢得7月的大选后获得任命）加入了德国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对冗长的审判程序感到拖沓的肖克罗斯提出了“最后通牒”，他表示，英国政府希望最迟在1946年4月30日之前完成对至少500起“轻微”战争犯罪的审判。

上图：在工党赢得1945年7月的大选后，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被任命为英国总检察长，照片表现的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发表讲话的情景。

这无疑是个荒谬的要求。对此，已经全负荷运转的英国驻德法律小组在11月2日向战争办公室发了一封讽刺性的电报：“不算星期天的线个案子），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必须判3个以上的案子——11月2日至4月30日之间的每一天都是如此。”

审判者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人手，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或技术力量来匆忙完成如此多的判决。一些大型集中营，如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斯特卢特霍夫集中营等的案子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还有许多其他可怕罪行的案子，每位审判者几乎都被压榨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调查人员悄悄将他们的“优先事项”从搜捕那些最恶劣的战争罪犯转向了罪行较轻者，以及那些涉嫌杀害他们本国人的罪犯，其结果是导致了一些原本不该发生的“冤案”。例如，库克斯港有位德国军官，他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是负责将衣服作为军需品发给当地的驻军，当盟军于1945年解放这里后，他没有被逮捕，而是继续帮助向来到该市的难民分发食品和衣物。然而，一些指证者称他曾自作主张地处理过一些救济品，这导致此人被捕，并接受了数周的调查，最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库克斯港的一个同盟国军事法庭上接受了审判。为他辩护的律师诘问说：“自作主张地处理一些救济品算得上是战争犯罪吗？”然而没用，法庭依旧判处此人一年有期徒刑，并将其作为战犯登记在册。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起诉战争罪犯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1946年4月，英国政府要求减少参与审判工作的人手，许多调查人员甚至在没有接替者的情况下就被强制退出，这也导致很多战犯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到1948年初，只进行了约300起审判，涉及1000余名纳粹分子，其中667人被判犯有战争罪，230人被判处死刑。而在美、苏、英、法和许多其他国家提出的所有审判请求中，这只是一小部分。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闭庭。虽然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24名纳粹分子被判犯有“战争罪”和“”，且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纳粹政权的本质和暴行也被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但最初盟军预想的全面追责审判计划也被彻底画上了句号。政客们已经放弃了将所有应对暴行负责之人绳之以法的愿景，而随着“铁幕”的落下，他们认为现在更适宜与德国人交朋友，而非继续起诉，以共同对抗苏联。正义最终被迫在政治面前让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上图：1946年10月，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摄影师们聚集在法庭外的楼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