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搞的？竟然把那个日本兵打死了，他一死，我们31个同志就危险了，老子要关你禁闭！”一向脾气很好的支队长蔡群帆十分生气，对警卫员小张吼道。
“支队长，我不是故意的，是他要逃跑，我追不上才开的枪。”小张带着哭腔说。
1945年2月25日上午，地下工作者杨光等人去尚坞底村准备向办事处汇报工作。
他们不知道办事处已转移，而日军则化装成武工队员，头上扎着白毛巾到处刺探，看到可疑人员就上去搭话。
日军尝到甜头之后，继续化装成武工队，将战斗中负伤、隐藏在金鹅村一个草棚内养伤的3名新四军抓走。
不到半月，有31人被日军抓走，他们大多是伤员，还有的则是交通员、民兵和干部。
一想到这些同志为了抗日流血负伤，如今却落入日军魔爪，遭受屈辱和痛苦，路西地委领导心如刀割，他们向敌工科长蒋明达下了死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他们从日军手里营救出来。
因为他足智多谋，善于交际，人脉很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陆续在诸暨、萧山、绍兴、富、杭州等县市的伪军内部建起了情报网。
有了情报网，无论是教育和争取日伪军，还是取得情报，或者采购军用物资，都得心应手，做出了很大成就，得到领导的好评与信任。
装扮成武工队的日军，把新四军战士寿吾新的父亲抓了起来，向新四军索要20支短枪和100担大米。
日军原来不缺武器和粮食，可因为太平洋战场被美军痛打，日军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运输线被掐断了，本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封锁，物资短缺。
消息传来，寿吾新急得不得了，就写了一封信，去找自己的兄弟、金萧支队办事处任财政科科长寿景山，商量如何营救。
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日军，从身上搜出了那封信，把他关到了诸暨县城日本警备大队部。
日军抓到这些人之后，并没有杀害他们，因为这时候日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只想利用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获取利益。
对负伤的同志，日军不管不问，哪怕是伤口流脓溃烂也无动于衷，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金萧支队的干部、战士和民兵们度日如年。
通过内线得知同志们的处境，蔡支队长更加着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用抓住的日本兵，去交换被抓的同志。
因为日本警备大队戒备森严，劫狱是行不通的，通过内线营救的话，也困难很大，毕竟要救的人太多，目标太大。
众所周知，日军很是顽固，把投降当作屈辱。在战斗中，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甘被俘，经常拉响手榴弹与我军同归于尽。所以有老兵说，活捉一个日军比打死一个日军要难很多倍。
当时，支队手中只有一名活的日军，他是在1945年1月下旬的诸暨鱼橹山战斗中被俘的，名叫桧坦浅一，是个上等兵。
用一个日军，换回我们的31名同志，日军恐怕会觉得太吃亏，所以我方担心日本人可能不会答应。
无论用什么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要蒋明达来完成，因为只有他有跟日军沟通的渠道。
众所周知，日军在华活动的有梅、兰、竹、菊四大特务机关，在诸暨活动的是梅机关的下层组织，梅负责人即机关长名叫矶奇。
矶奇因而成了“中国通”，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平时经常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还娶了个中国姑娘。
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脚踩几只船，和蒋军的忠救军、省保安团等都有往来，唯独跟我军没有往来。
蒋明达甚至亲自到据点，将祝桥炮台的日军翻译抓走，还杀了忠义救国军和老县府的两个情报组长。
金锦文正为此事发愁，现在金萧支队送信来了，正打瞌睡呢，有人送枕头来了，求之不得！
金锦文立刻回复：“此事难度很大，日方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金锦文在上司矶奇面前也是如此，故意说：“新四军方面不同意，为了救桧坦浅一，我动用了所有关系，还花了重金，总算是说动了金萧支队，让他们同意交换战俘。”
蒋明达不卑不亢，诚恳地说：“你们也知道，新四军历来优待俘虏，桧坦浅一在我军那里享受的伙食待遇很高，超过了我们的首长。”
“由于事发突然，我警卫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就鸣枪警告，但是他毫不理会，不幸发生误伤而丧命。”
“现在，我们仍愿执行协议，礼送桧坦浅一尸体到城郊，进行交换，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日军对死亡人员的尸体也挺重视，有时候为了抢尸，甚至不惜付出伤亡代价。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尸首骨灰不带回去，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2月25日晚上10时许，蒋明达和几位同志将桧坦浅一的尸体装入棺材，在棺材外面贴满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文宣传品。
26日凌晨4时许，蒋明达等人用一辆马车，将棺材送到距诸暨城五华里的“五里亭”。
金锦文讪笑道：“正在给他们洗澡、理发，还要跟他们伤口消毒换药，天黑后就会送来。”
当晚8时许，日军果然5辆用黄包车将5名不能走路的伤员送到了茅渚埠渡船埠头。
用一具日军的尸体，换回了31名同志！这在抗战史上，堪称一个完美的谈判交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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