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包含奥马尔·阿布·沙维什（Omar Abu Shawish）、希巴·阿布·娜达（Hiba Abu Nada）、里法特·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在内的多位巴勒斯坦作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丧生。在世界各地逝世的作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集群是，那些来自“边缘”地区的第一代人，第一代女性作家、第一代方言作家、第一代现代作家等，像马来西亚马来语第一代女性作家萨尔米·曼贾（Salmi Manja）、希腊“70一代”代表玛丽亚·拉伊纳（Maria Laina）等。
出于纪念、总结、参考的需要，我从世界各地区、各语种的世界文学大师逝者中择取九位分享给读者：当代伟大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核时代警世者大江健三郎、克罗地亚最伟大的作家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德国当代经典作家西碧拉·莱维查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当代最重要的阿拉伯作家之一海德尔·海德尔（Haidar Haidar）、美国当代经典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文学的伟大试错王文兴、二战后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这九位作家最年长的是米兰·昆德拉，他生于1929年；有三位生于1933年到1936年间；有三位生于1939年到1943年间；另有两位分别生于1949年、1954年。
他们的文学几乎都是二战后被文学理论改良后的文学：大江健三郎将法国存在主义注入日本、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在教授文学理论一二十年后开始写作“后现代”小说、西碧拉·莱维查洛夫的作品被很多读者戏称为学术小说、王文兴几乎从开始就是书斋式教科书式的写作、露易丝·格丽克则从美国的诗歌教育中生长了起来并终身与其保持着紧密的交流。虽然如此，这并非意味着文学要依附学院和教育，可能情况恰恰相反：乔纳森·拉班一生都在“边缘”和旅行，甚至至今都极少被称为经典、科马克·麦卡锡厌恶教育但热爱科学，他几乎凭借本能和好奇创造了一个奇迹……概言之，理论的功能是有限的，观念的能量也要适配不同情形才可恰到好处，而只有人的创造力才可以激活那些超越的事物：人类在文学中寻求的归根结底很难是生活和宿命，而是突破现世的可能，而是“道”。
此外，我们见证了很多作家以毕生心血为保存创造所做的努力。海德尔·海德尔一生游荡在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在不同地方留下了文学的根芽，给现世这片沙漠以亮彩。他的同胞如巴基斯坦作家艾哈迈德·萨利姆（Ahmad Salim）、科威特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巴卜坦（Abdulaziz Saud Albabtain）也做着相似的努力，建立档案库（而不是个人的文学馆），传承文明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学遗产。也只有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以米兰·昆德拉为例，他与捷克知识分子、与中欧文化的交流始终未曾中断。
当代伟大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在西雅图因中风及其并发症病逝，1990年后他一直居住在西雅图。生前，乔纳森·拉班曾两次获得托马斯·库克旅行书奖（1981年、1991年），也曾获得海涅曼奖、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他本该获得更多荣誉，但他被限定在旅行写作体裁和2011年中风几乎阻断了荣誉的加身。
乔纳森·拉班以旅行文学著称，但他并不将自己归类于此，无论是旅行写作，还是旅行书籍。与一般的旅行作家相比，他主要将自己与布鲁斯·查特文、W. G. 塞巴尔德作比，他十分欣赏布鲁斯·查特文坚持认为《歌之版图》是部小说并将其从托马斯·库克旅行书奖的候选名单撤回的举动。“我一直认为，回忆录与旅行写作的混杂，是对那些体裁的逃逸，并不是为了去往某处，而是仅仅为了去。”乔纳森·拉班声明，“也许这种想法很自命不凡，但它是旅行的真实写照：一个微缩版的生活，你在其中得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乔纳森·拉班1942年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就读于赫尔大学，其间与菲利普·拉金交游，后任教于亚伯大学、东英吉利大学。1969年，乔纳森·拉班前往伦敦成为自由撰稿人，并正式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可能是最令编辑头疼的撰稿人，因为他时常会将书目寄回，他居住在格拉勃街即寒士街，一度加入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圈子。1974年开始，他参与了伊恩·汉密尔顿创办的《新评论》（New Review），为其定期撰写评论，这成了他后来时常回想的美好经历。《柔软的城市》（Soft City）便是对他在伦敦生活的某种献礼，它后来被看作是心理地理学的典范。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自然逝世。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他获得了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包括芥川龙之介奖（1958年）、新潮社文学奖（1964年）、谷崎润一郎奖（1967年）、野间文艺奖（1973年）、读卖文学奖（1983年）、川端康成文学奖（1984年）。大江健三郎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后裔，他热衷于社会正义包括核问题，也曾多次来中国，并与后来的诺奖得主莫言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同时代的游戏》《燃烧的绿树》、《水死》《晚年样式集》，以及中晚期的“奇怪的二人配”（おかしな二人组）三部曲，这些长篇小说构成了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一生。此外，他写作了大量纪实作品。经由这些尝试，大江健三郎提出了核时代的解决之道：根除压抑日本民众的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解放自我，培养理性与人性，再造日本公民。
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于四国岛一座为森林包裹的小村大濑村。中学时期，大江在用作语文课备用教材的月刊上找到了自己对诗歌的感觉。1958年，还在东京大学读法语的大江健三郎以《饲养》获得了芥川龙之介奖。1950年代后期，“第三新人”——区别于第一代战后派和第二代战后派——开始登场，“第三新人”既包括大江，又不包括大江，这取决于他的心态。最重要的是，大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边缘”的作家，村庄之于都市的边缘，日本之于世界的边缘，我之于我们的边缘。
大江文学创造了很不一样的“老师-学生”对位关系，它由某种存在主义式的双重自我改良而来，长者“传教”，年轻人“变革”，太像是面对崩溃瓦解的世界的再造，但同时又没有那么悲观，但可以想见他本人承受着的，借由他所喜爱的热衷宿命的诗人们，大江内部开启了那种或可称之为“核裂变”的小小爆炸，所以他再造文学的自己，就像他帮助莫言成为了世界明星。
大江在世界文学的位置是尴尬的，他看似是晚来者，但又几乎是最早出发的那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大江健三郎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者，他只在早期篇目如《沉默的呼喊》留下了光彩的现代主义痕迹。不过，大江很像是一面给予“第一世界”的镜子，一个守卫“第一世界”的把关人：他或许重述了一切，但他也将问题改换了面貌。他不诉诸神秘主义，也不拘泥于“语言”，这主要是因为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依赖自己所写，也不期待它有所完成，但正是如此，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场域，读者可以任意进去其中，选取很多视角，读到面目不一的故事，或悲或喜。
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在阿姆斯特丹因癌症安乐死，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离世。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被普遍认为是克罗地亚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尽管她更像是南斯拉夫或后南斯拉夫作家。她2016年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大约从这个时间起，她受到了英美各大机构的重点关注，可惜她次年便查出了癌症。此前，她还获得了塞尔维亚年度最佳小说奖、他方奖即小詹姆斯·蒂普特里奖、海因里希·曼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维莱尼察国际文学奖等奖项。
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1949年生于前南斯拉夫的库蒂纳，她自1973年起在萨格勒布大学教授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等课程。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动荡年代，一份匿名小册子Vještice iz Rija公布，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与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奇等五位作家被贴上了“克罗地亚五女巫”（five Croatian witches）的标签，强烈的冲击使她感受到政治的民族主义所能带来的恐怖。1993年她选择了离开，后来她一直主要居住在阿姆斯特丹，2004年获得荷兰公民身份。她拒绝被归类为克罗地亚作家、荷兰作家、流亡作家，更愿意将自己视为后南斯拉夫、后国家、跨国际的作家。文学，是她的祖国。
离开前南斯拉夫前不久，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才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从少年时代起，她从母亲那里耳濡目染了故事的魅力，以及记忆的动能，母亲总是将好莱坞电影和希腊神话混杂在一起说给她听。青年时代，她写作了很多儿童读物，当时南斯拉夫儿童读物地位很高，传播很广，作品很优秀。后来她追忆成长年代的文学景象，发现南斯拉夫或者中南欧未必是边缘，1960年代J.D.塞林格在美流行，类似这样“牛仔裤散文”（Jeans prose）的文体在南斯拉夫也很流行。
自《渡过意识之流》（Forsiranje romana-reke）起，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创造了她自己的文体，她称之为，“杂凑小说”（patchwork roman），南斯拉夫民间传说、鸡仔文学（Chick lit）、文学评论等统统进入了如此当代的作品。她的作品属于经由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改造后的实验文学，其作品中飘荡着米兰·昆德拉提及的力脱思特（Litost）。此外，她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并定期在不同媒体上写作专栏。
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曾与两位编辑和作者发起了“YU神话词典”（Leksikon YU mitologije）的项目（），项目整理汇编了1943年到1991年南斯拉夫种种流行概念。经由它，南斯拉夫时代建立的一切，历史、文化、记忆，再一次被唤醒。2017年，她签署了《共同语言宣言》，该宣言倡议将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黑山语、塞尔维亚语看作是中心语言的标准变体，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宣言还鼓励语言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她认为，《共同语言宣言》相当合理、得体，但不够成功，因为损害已然造就。
海德尔·海德尔（Haidar Haidar）在叙利亚去世。随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多个机构为其举办了追悼会。海德尔·海德尔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阿拉伯作家之一。海德尔，意思是狮子。1983年出版的《海藻盛宴》（Walimah li Aashab al-Bahr）在2000年前后遭受到了，此前它被叙利亚禁止了12年，海德尔·海德尔本身也被禁止入境10年之久。
海德尔·海德尔1936年生于塔尔图斯（Tartous）的一个村庄，在塔尔图斯完成预科教育，在阿勒颇（Aleppo）完成教师资格教育。在他的青春年代，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陷入了混乱，巴勒斯坦军事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剧烈的冲撞，海德尔·海德尔投身其中，加入了他终身热爱的阿拉伯统一运动。在阿勒颇，海德尔·海德尔发现了自己的文学旨趣，1960年代他搬到了大马士革，并开始在著名Al Adab杂志——受西蒙娜·德波伏瓦创办的《现代》启发而创办——发表作品。他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猎豹》（Al-Fahd），被纳比勒·马利赫（Nabil al Maleh）拍摄成电影。
1968年，海德尔·海德尔参与创办了阿拉伯作家联盟，1973年出版的小说《荒凉时日》（Az-Zaman al-Muhish）便是对这段七年之久的大马士革的时光的追忆。1970年到1974年，他到阿尔及利亚安纳巴（Annaba），重拾教育事业，并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海德尔·海德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做出版社校对等工作，其间，他参与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等组织的活动。后来，他短暂前往塞浦路斯，负责一家周刊的工作。再去贝鲁特不久后，返回塞浦路斯，负责另一家杂志的工作。不久后，他彻底定居叙利亚。
海德尔·海德尔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遗产”（Turath）的概念。他希望人们用科学的、历史的、客观的方式重新阅读它、解释它，重要的是采取开放的姿态、去神圣化的姿态。在阿拉伯世界正在衰落的现在，他希望借助阿拉伯开明、深厚的文化，照出一条路径。他的文体取向简洁，以更接近本质。
西碧拉·莱维查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在柏林因病去世，2010年她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西碧拉·莱维查洛夫2013年获得乔治·毕希纳奖，跻身当代经典作家。此外，她还曾获得英格博格·巴赫曼奖、达姆施塔特文学奖、玛丽路易丝·弗莱泽奖、莱比锡书展奖、柏林文学奖（Berliner Literaturpreis）、克莱斯特奖、威廉·拉伯文学奖等奖项，并曾主持法兰克福诗学讲座、格林兄弟诗学教授。其实，她相对完整健康的写作生涯仅有十到二十年，取得如此成绩已经相当可观。
西碧拉·莱维查洛夫1954年生于斯图加特，保加利亚移民妇科医生父亲在她十一岁时自杀，这段经历投射入她的心灵世界，这在她《阿波斯托洛夫》（Apostoloff）等作品中有清晰的展现。1973年，西碧拉·莱维查洛夫来到西柏林，在柏林自由大学读宗教学。早年间，她做会计，撰写广播剧，并与斯坦罗特画廊合作了很多文字。199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庞》（Pong）出版，她彻底成为了作家。
疯子、忧郁症患者、哲学家、狂热分子，从主角开始，西碧拉·莱维查洛夫就给了读者一个撕裂的、疯癫的、迷醉的世界，多少带有家乡的斯瓦比亚习语。用她的概念来说，“上与下的信息交换”（Botschaftsverkehr zwischen Oben und Unten），即世俗与超自然之间的主权，便是她作品的“核心”。
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关于“隐喻学”（metaphorology）创始人汉斯·布鲁门伯格。某天晚上，汉斯·布鲁门伯格从办公桌上抬起身头，地板上莫名出现一头狮子，“体型庞大，一身黄毛，呼吸均匀，毫无疑问是一头狮子，狮子向他看过来，躺在布哈拉地毯上，泰然自若地望着他……”那之后，她作品的基督教色彩越来越浓厚，她本人也着迷于来世，她最喜欢的作家应该是雅各布·米歇尔·莱茵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她大概属于基督教右翼，她对试管婴儿、的批评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备受争议。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家中辞世。自1992年《天下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出版并热销以来，麦卡锡就入驻伟大的作家的行列，并得到大规模读者、观众的喜爱与关注。麦卡锡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全职作家之一，在其作品未流行前，他主要靠劳动，和高水平的基金会赞助维持生计，比如首届麦克阿瑟天才奖。1989年，麦卡锡致信一位友人，他全职写作了28年，从未收到过一张版税支票。1992年，《天下骏马》大获成功，科马克·麦卡锡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并赢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科马克·麦卡锡生于罗得岛州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他讨厌学校，但充满好奇心，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的那些零散爱好都打包进了文学、小说。他喜欢那些直面生与死的问题的作家，生死攸关，便是命运，又非命运，因为对他来说，命运并不存在，命运微不足道。在整个边境三部曲（《天下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中，最后的牛仔比利·帕勒姆、约翰·格雷迪在美墨边境为读者表演了最后的英雄情结。
麦卡锡总是亲力亲为者，即在他生活实践和虚构实验之间并没有那么多想当然的隔离，而他既不是材料也不是主人，而是与文字的平等对话者。这造就了他，在语言上如此铺展绵密，又如此反复腾挪，而这些语言不能从其美感考虑，而应从其发生考虑，读者时时刻刻被提醒，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不得不。麦卡锡是坚定的迁徙者、流动者、游牧者，他的家就在那具骨架里。而他几乎所有主人公都逃离或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在迁徙中，麦卡锡是否学习到了与事物相处的秘方。麦卡锡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专注，他牢牢地抓举着“动词”，心无旁骛，几乎很少关注行动区域之外的行为、景象。
麦肯锡是研究复杂系统科学的圣菲研究所的受托人。在圣菲研究所的办公室，麦卡锡阅读他的朋友丽莎·兰德尔、劳伦斯·克劳斯等人的作品。2017年，麦卡锡与人合著了《凯库勒问题》（The Kekulé Problem），论文聚焦于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的梦，以及语言的问题。不用说，麦卡锡肯定认为，科学具有美感。在他看来，伟大的科学和伟大的写作都涉及好奇心、冒险，以及说出大部分人会说错的话。奇妙的是，麦卡锡相信，科学来自潜意识。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巴黎因病去世，他自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从捷克移居法国，1981年成为法国公民。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是极受追捧的作家，其声量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得益于韩少功与韩刚（韩少功姐姐）对其的翻译。相较之下，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文学中未必有那么高的地位，这大概与其中欧人身份有关。
1929年生于捷克布尔诺，父母都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们热衷于现代主义和勋伯格。米兰·昆德拉学习音乐和电影。自他第一个问世的作品，一首纪念帕维尔·哈斯（Pavel Haas）的诗，他一生的作品都在强调自己与世界、捷克之间的张力。
他最著名的作品都由捷克语撰写，包括《生活在别处》（Život je jinde）《告别圆舞曲》（rozloučenou）《笑忘录》（a zapomnění）《生命不能承受之轻》（lehkost bytí）《不朽》（Nesmrtelnost），以上都首次以法语版出版，不几年后才有捷克版。《慢》（La lenteur）及其之后，他主要写法语。
米兰·昆德拉一直为“伟大的中欧小说”（grand roman dEurope Centrale）作代言，包括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赫尔曼·布洛赫等。他在1960年代相对偏执地相信捷克文化已屹立在世界的中心。捷克文学，在他看来，是“一种平民文学，跟本国的广大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它的力量源自它坚实的民众基础，它发出的声音可以在那里得到强烈的共鸣。它的弱点则是它的超脱程度不够，教育程度不高，思想开放程度不够，外加捷克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低而可能造成的种种表现，因为它是如此紧密地依赖这个社会。”
王文兴在台北自然死亡。王文兴除“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外几乎无重要文学奖项——这主要是因为他年岁太早——但他几乎是最重要的华语作家。
王文兴祖父是王寿昌，曾化名晓斋主人与林纾合译《茶花女》。王文兴1939年生于中国福建福州，1946年举家迁往台湾地区，居东港，1948年迁台北，住同安街“纪州庵”，中学时代爱上外国文学。1957年入台湾大学读外文系，埋首阅读，也从黎烈文、雅各布·科格学习文学。1960年，王文兴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3年，他赴美爱奥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就读。
从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龙天楼》后，王文兴越写越“慢”：《家变》（1966年—1972年）、《背海的人》（1974年—1997年）、《剪翼史》（2003年—2015年）。王文兴形容《家变》是首抒情的浪漫乐，《背海的人》则是反讽、激烈与阳刚的协奏曲，而《剪翼史》精心打造的是返璞归真的真水无香音乐；三部长篇小说都可见其抵抗“流利的白话文”的努力。他的文学实验也越做越过火，《剪翼史》大量使用改造了的标点、注音符号、新词，这与他推崇的丰子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两者对解放的追求是相似的。
1973年，《家变》的出版使王文兴迎来时代转折，这部作品至今仍是他外译最多的作品，当时极、极合起来围攻，称其违反中国伦理，王文兴受到了冲击，损失了中文系教职（“注音不能，国语不正，如此师表，贻害后生”），只保留了台湾大学外文系教职。1965年起，王文兴回台湾大学任教，1979年升任教授。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家中因癌症去世。露易丝·格丽克是少有的以诗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生前，她获得了美国文化领域涉及诗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金会、奖金、奖项。同时，她花了大半生时间从事教学和编辑的工作，给美国诗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格丽克的诗歌起源于五六十年代的自白派传统。她和自白派们一样，都表达孤独、痛苦等个体经验。不同的是，格丽克一方面赋予自白以现代特质，一方面深入到古典又核心的内心世界。相较于典型的自白派，格丽克的诗歌形容词更少，动词的张力更强，抒情主人公更为多变，绝望感更为冷涩锋利，借鉴传统的诗歌类型更多。诗人罗伯特·哈斯称格丽克是“现在最纯正，最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之一”。
格丽克于1938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父母自小鼓励她发展自己的天赋和想象。青少年时期她患上神经性厌食症，接受了长达七年的精神治疗，其间时断时续地上课，她爱学习能和老师相处得很好。“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表达中下意识地躲避和删除的部分。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
格丽克想用“调性”来替换“事实”，格丽克对《诗人与作家》说，“对我而言，最要紧的是调性——心灵在进行冥想时的运行方式。那是你追随的目标。它引导你，但也让你迷惑，因为你不能将它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或者确切地说出它的属性。你一旦将调性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它就死了。它必须在你看来一直是神秘的……诗歌的意趣在于调性，做出重大声明的调性，而不一定在于声明本身。人们常常从调性来细察作品里的声明，调性有时会显露出作者对一些言说内容的反对态度。”但格丽克无疑坦诚了一种特别的难度，它或许仅属于文学范畴，但也越来越与其他范畴联系在了一起。调性是否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否带有一种特别的拒绝和阻抗，而它的弥漫又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没有广阔性的状况，在这个状况里，文学既是唯一者，又是没有者。
格丽克的诗歌最重要主题是死亡。死亡遍布于诗句之中。《阿拉拉特》（Ararat）便是诗人在父亲逝世后的作品，被德怀特·加纳称作是在过去25年美国诗歌的最残酷的书。在对死亡的缅怀中，在对创伤的超越中，我们见证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献礼。“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
德国作家与知识分子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英国当代经典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伊朗诗人“新浪潮诗歌运动”（New Wave poetry movement）代表艾哈迈德雷扎·艾哈迈迪（Ahmadreza Ahmadi）、荷兰作家与圣歌作者胡布·奥斯特休斯（Huub Oosterhuis）、英国小说家A. S. 拜厄特（A. S. Byatt）、阿尔巴尼亚作家瑙姆·普里夫蒂（Naum Prifti）、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希腊作家瓦西利斯·瓦西利科斯（Vassilis Vassilikos）、法国记者菲利普·泰松（PhilippeTesson）、美国诗人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捷克作家伊万·维斯科奇尔（Ivan Vyskočil）、印度克什米尔语作家拉赫曼·拉希（Rehman Rahi）、罗马尼亚小说家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Dumitru Radu Popescu）、埃及学者与翻译家·艾尼（Mohamed Enani）、巴基斯坦乌尔都语诗人与剧作家阿姆贾德··阿姆贾德（Amjad Islam Amjad）、英国旅行作家罗伊斯顿·埃利斯（Royston Ellis）、印度实验作家与小杂志运动支持者苏比马尔·米什拉（Subimal Mishra）、法国工人文学代表克莱尔·埃切雷利（Claire Etcherelli）、智利小说家与前驻法大使若热·爱德华兹（Jorge Edwards）、伊拉克作家阿卜杜勒·拉赫曼·马吉德·阿勒鲁巴伊（Abdul Rahman Majeed al-Rubaie）、英国小说家与翻译家D. M. 托马斯（D. M. Thomas）、意第绪语诗人里芙卡·巴斯曼·本·海姆（Rivka Basman Ben-Hayim）、卢森堡诗人阿尼斯·科尔茨（Anise Koltz）、西班牙50一代作家拉斐尔·纪廉（Rafael Guillén）、冰岛诗人与翻译家伊萨克·哈达尔森（Ísak Harðarson）、西班牙作家与政治家安东尼奥·加拉（Antonio Gala）、法国作家与符号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波斯尼亚语作家与理论家杰瓦德·卡拉哈桑（Dževad Karahasan）、华语作家与翻译家林文月、希腊作家与剧作家玛丽亚·兰帕里杜-波图（MariaLampadaridou-Pothou）、肯尼亚作家与学者米塞雷·吉萨·穆戈（Micere Githae Mugo）、喀麦隆作家与剧作家“激进远见者”约翰·恩肯贡·恩肯加松（John Nkemngong Nkengasong）、西班牙作家与流亡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Carlos Alberto Montaner）、葡萄牙语作家爱德华多·皮塔（Eduardo Pitta）、南非作家与知识分子“Yebo Gogo人”科尔·奥莫托索（Kole Omotoso）、波兰作家与翻译家莱赫·耶茨米克（Lech Jęczmyk）、荷兰作家马尔哈·明科（Marga Minco）、印度英语诗人贾扬塔·玛哈帕特拉（Jayanta Mahapatra）、突尼斯法语作家与记者贾莉拉·哈夫西亚（Jalila Hafsia）、特立尼达作家迈克尔·安东尼（Michael Anthony）、土耳其作家与记者伊夫齐·托普兹（Hıfzı Topuz）、摩尔多瓦作家“黄金基金”成员扬·德鲁策（Ion Druță）、冰岛作家古德伯格·伯格森（Guðbergur Bergsson）、厄瓜多尔作家“厄瓜多尔文学贵妇人”欧亨尼娅·比特里（Eugenia Viteri）、瓜德罗普法语与克里奥尔语作家露西·朱莉娅（Lucie Julia）、拉脱维亚诗人与翻译家（Amanda Aizpuriete）、印度孟加拉英语诗人与翻译家“饥饿一代”（Hungry generation）代表马来·罗伊·乔杜里（Malay Roy Choudhury）、瑞士作家安娜·费尔德（Anna Felder）、美国科幻小说家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Bishop）、希腊作家与翻译家“70一代”代表玛丽亚·拉伊纳（Maria Laina）、巴基斯坦作家艾哈迈德·萨利姆（Ahmad Salim）。
德国记者与评论家汉斯·克里格（Hans Krieger）、巴西诗人与翻译家克劳迪奥·维勒（Claudio Willer）、印度阿萨姆语诗歌经典小尼尔曼妮·普欧根（Nilmani Phookan Jr）、日本法语翻译家天沢退二郎、丹麦诗人亨利克·诺德布兰德（Henrik Nordbrandt）、美国诗人内奥米·雷普兰斯基（Naomi Replansky）、英国乡村文学家罗纳德·布莱思（Ronald Blythe）、法国作家与哲学家克劳德·吉永（Claude Guillon）、犹太作家格里戈里·卡诺维奇（Grigorijus Kanovičius）、法国学者与戏剧理论家乔治·巴努（Georges Banu）、印度卡纳达语小说家萨拉·阿布巴克（Sara Aboobacker）、墨西哥小说家路易莎·何塞菲娜·埃尔南德斯（Luisa Josefina Hernández）、意大利诗人詹皮耶罗·内里（Giampiero Neri）、菲律宾小说家卢阿尔哈蒂·鲍蒂斯塔（Lualhati Bautista）、德国作家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特立尼达作家珍妮弗·拉希姆（Jennifer Rahim）、日本俳句诗人黒田杏子、蒙特塞拉特作家霍华德·费尔古斯（Howard Fergus）、牙买加裔英国作家与编剧埃文·琼斯（Evan Jones）、古巴作家爱德华多·拉斐尔·埃拉斯·莱昂（Eduardo Rafael Heras León）、大屠杀幸存者利维娅·比东-雅克松（Livia Bitton-Jackson）、新西兰作家凯文·爱尔兰（Kevin Ireland）、古巴作家安东·阿鲁法特（Antón Arrufat）、瑞士记者与犯罪小说家彼得·泽德勒（Peter Zeindler）、韩国作家与记者崔一男、日本小说家与剧作家平岩弓枝、威尔士侦探小说家比尔·詹姆斯（Bill James）、澳大利亚作家罗恩·普雷蒂（Ron Pretty）、美国诗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美国诗人萨斯基亚·汉密尔顿（Saskia Hamilton）、埃及作家与百科全书式人物·格瓦迪（Muhammed Gwady）、波兰传记作家博赫丹·乌尔班科斯基（Bohdan Urbankowski）、塞尔维亚作家与翻译家达维德·阿尔巴哈里（David Albahari）、特立尼达作家杰勒德·贝森（Gérard Besson）、美国诗人基思·沃尔德罗普 （Keith Waldrop）、越南裔波兰诗人与科学家林光梅（Lâm Quang Mỹ）、阿富汗波斯语作家瓦瑟夫·巴赫塔里（Wasef Bakhtari）、智利诗人戴维·罗森曼-陶布（David Rosenmann-Taub）、孟加拉国乌尔都语诗人艾哈迈德·伊利亚斯（Ahmed Ilias）、美国西部文学作家温弗雷德·布莱文斯（Winfred Blevins）、美国犯罪小说家罗素·H.格林南（Russell H. Greenan）、苏格兰作家与地缘诗学（Geopoetics）创始人肯尼思·怀特（Kenneth White）、新西兰诗人彼得·奥尔兹（Peter Olds）、法国作家与记者吉勒·佩罗（Gilles Perrault）、丹麦作家约恩·瑞尔（Jørn Riel）、墨西哥小说家伊格纳西奥·索拉雷斯（Ignacio Solares）、犹太作家与翻译家约尔·霍夫曼（Yoel Hoffmann）、法国作家迪亚娜·德马尔热里（Diane de Margerie）、印度尼西亚作家蔡良珠（Marga T）、匈牙利作家与大屠杀幸存者埃娃·福希迪（Éva Fahidi）、英国作家与奥威尔协会创办人迪奥内·维纳布尔斯（Dione Venables）、巴基斯坦普什图语广播剧作家莱克·扎达·莱克（Laiq Zada Laiq）、孟加拉国作家阿萨德·乔杜里（Asad Chowdhury）、法国诗人丹尼尔·吉罗（Daniel Giraud）、印度克什米尔作家吴拉姆·纳比·卡亚尔（Ghulam Nabi Khayal）、爱沙尼亚小说家雷恩·萨鲁里（Rein Saluri）、意大利小说家埃内斯托·费雷罗（Ernesto Ferrero）、马来西亚马来语作家与记者萨尔米·曼贾（Salmi Manja）、意大利小说家罗伯托·帕齐（Roberto Pazzi）、美国作家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印度作家P. 瓦特萨拉（P. Vatsala）、美国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Herbert Gold）、日本诗人与小说家三木卓、俄罗斯作家“新戏剧”支持者尼娜·萨杜尔（Nina Sadur）、科特迪瓦作家卡马拉·南加拉（Camara Nangala）、科威特诗人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巴卜坦（Abdulaziz Saud Albabtain）、以色列希伯来语诗人阿米拉·埃斯（Amira Hess）、孟加拉国作家阿布巴卡尔·西迪基（Abubakar Siddique）、捷克科幻作家埃娃·豪塞罗娃（Eva Hauserová）、法国传记作家吉兰·德·迪斯巴赫（Ghislain de Diesbach）、格鲁吉亚作家祖拉布·卡鲁米泽（Zurab Karumidze）、新西兰作家勒妮（Renée）、波斯尼亚作家哈泽姆·哈伊达雷维奇（Hadžem Hajdarevi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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